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许伟:居民支出意愿是关键
2020年12月21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博智宏观论坛月度研判例会在京召开,主题为“2021年经济形势展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许伟出席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
  居民支出意愿是关键
  一、疫情对居民部门支出意愿的影响更值得关注
  首先看经济整体恢复的情况。11月份恢复非常积极,简单对比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产出指数加权值和GDP,四季度GDP增速已经在6%以上。明年,因为疫情造成的基数效应,对GDP增速贡献3个百分点以上,增速超过8%问题不是太大,各家机构似乎都有共识。
  再看复苏结构,11月份当月出口增长21%,投资大约10%,社零5%,如果把服务消费考虑在内,消费增速会更低一些。有一种担心,认为消费很疲软。明年经济如果转得太急,或者说政策开始退出,内生增长动能在哪里?无非是两个,一个是制造业投资,还有一个是消费,制造业投资短期看是受下游需求影响比较大,所以消费变量更决定性一点。
  正式发布的与消费相关的月度数据当中,只有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其中多是商品消费,服务消费除了餐饮外其他不涉及。利用平台数据构建了商品消费指数和服务消费指数,可以发现商品消费复苏状况良好。另外,统计局给出的商品零售,11月同比增速只有5.8%,但是名义数有扭曲,应关注实际消费情况。其中,汽油价格下跌就直接把商品消费拉低了差不多一个点。我国石油消费较大程度依赖进口,国际需求疲软导致油价低迷,相当于改善了中国的贸易条件。至于服务消费,目前基本回到去年同期水平附近。
  从消费组合看,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长期是互补的。当前,商品消费回升较快,而服务消费较为疲软,很可能不是居民消费信心不足,更多可能是因为疫情限制。一定程度上说,疫情对消费性支出冲击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是疫情原因造成的消费滞后,比如由于疫情,不能再去电影院看电影,人员密集型的文化娱乐体育活动也会被迫取消。而直接冲击导致消费信心和消费倾向下降,这样的间接衍生效应反而更值得注意。对于后者,宏观政策更为有效。因此,接下来讨论一下消费倾向。若无特别说明指平均消费倾向,即消费支出与可支配收入的比值。
  二、平均消费倾向走势的三个特征
  通常有两个统计口径,一个是核算口径,用资金流量表测算。2010年以后在逐步上升,最新数据显示,我们现在大概65%多一点,但是和日本、韩国、美国比起来,差距还很明显,不太可比。更为可比的数据是家庭调查数据,2019年消费支出和可支配收入比值大概在70%左右,尽管显著低于美国,但仅略低于日韩、中国台湾地区。另外,调查数据更为高频,所以下面的分析都基于家庭调查。
  从长期看,我国平均消费倾向系统性偏低。美国是典型的消费型经济体,消费倾向正常情况下超过90%,日本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消费倾向在超过75%。这种差异长期存在,背后是统计误差或者结构性因素比如预防性储蓄动机更强所致,短期内并不是边际影响最大的因素。
  从中期看,我们的消费倾向近年来逐年下降。从2013年的0.72降至到2019年的时候,消费倾向从70%左右慢慢降到大概67%。其他经济体也存在消费倾向缓慢下降的情况,比如日本在安倍上台以后,韩国近年来也是如此,这和非消费性支出尤其是购房支出占比上升,有很强的关联性。
  从近期看,疫情冲击对消费倾向冲击较大,而且恢复相对缓慢。因为疫情,消费倾向降幅进一步扩大,第三季度恢复到0.61,相当于去年同期的94%。
  综合来看,对于我们判断明年消费的恢复情况,中期和近期趋势背后的影响因素更为重要一些。另外,疫情冲击不同于一般的金融危机或者经济危机,消费倾向下降,很大程度是因为疫情的直接冲击,受疫情直接冲击较小的领域,居民支出意愿未必低迷。
  三、非消费性支出恢复更快,消费倾向走低并不简单等同于居民支出谨慎
  居民部门的实际支出往往包括消费性支出和非消费性支出。其中非消费性支出当中,购房支出占大头。如果把消费和购房支出放在一块看,家庭支出倾向并不低。简单算一个账,今年前三个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减人均消费支出,再乘以总人口,得到家庭部门新增储蓄,大概是12.4万亿。同期,家庭贷款净增6.12万亿,加起来意味着家庭扣除消费以后,当期可以动用的资金是18.5万亿左右。这些资金,再扣除存款净增长,大概10万亿,剩下的大概可能还有小10万亿,这个数据大致可以跟住房销售额对起来。前三季度,购房支出与可支配收入的比值已经提升至0.46。
  从12.4万亿新增储蓄资金的配置看,居民部门的风险偏好也不低。今年前三季度居民储蓄存款净增加10万亿左右,大致占80%。去年该比例大约85%。说明居民部门今年将更大比例剩余资金用于购房或者金融投资。这方面,城市居民部门表现得比农村更为突出。
  再做一个简单的测算,一条曲线是收入减消费支出得到的当期剩余资金,再加上贷款净增,另一条曲线是存款新增与新的住房销售之和。放在一起可以发现,从跨期的角度讲,两条线匹配得比较好。为此,我们在讨论近期家庭消费倾向下降的时候,需要考虑这到底是因为居民自身支出意愿变得更谨慎了呢,还是疫情直接限制所致。
  总的来说,消费倾向恢复相对比较缓慢,主要是因为疫情对服务消费的直接限制。消费倾向下降的同时,非消费性支出,尤其是购房支出与可支配收入的比值显著上升,这与2008年危机时不同,这说明疫情冲击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居民部门整体支出意愿并没有显著下降。宏观政策调整要关注恢复相对滞后的领域,但关键还是看总需求,如果退太晚的话,部分城市房地产市场压力可能会比较大,因为家庭支出意愿并没有明显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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